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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就是不断打破并重塑自我的过程”丨回忆大提琴演奏家斯塔克(下)

回忆大提琴家亚诺什·斯塔克

ON CELLI JANOS ST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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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匈牙利大提琴家斯塔克(Janos Starker)有着高超的技巧,追求质朴、刚劲的演奏。他重新编订了巴赫的6首无伴奏组曲,强调了那种粗砺、刚劲的表达。他演奏的科达伊的奏鸣曲,把此曲技巧上的高难表现得游刃有余堪称绝活。而他录制的德沃夏克协奏曲,舒曼、拉罗、圣桑的协奏曲,都是他最成熟时期的丰硕成果。这篇文章是斯塔克的学生约翰·塞洛尔(John Cloer)的回忆录 ,记录了他如何跟从斯塔克学习的过程以及个中的珍贵体验,这篇自传性的文章不仅限于大提琴学习者,相信能够引起更多音乐学习者的共鸣。


塞洛尔.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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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能确切地说出与斯塔克学习的两年期间,有哪些具体的事情使我得到了提高,我只能说,这是段充满沮丧和反思,并在一定程度在音乐性上进行自我孤立的紧张时期,而就在那一时期,我发掘出一种全新的演奏方法。此前我的专业发展道路中,我一直忽视了对大提琴基本的物理发声原理的学习。


我一直是位很有毅力且勤奋的学生,我的耳朵和灵魂属于音乐,在我早年的学习中已然得到充分地滋养。因此,通过绝对的努力和稍加用心,我便能够克服任何物理或机械性的演奏弱点,并且在技巧尚未成熟时,也至少能拉出有表达欲和内驱力的旋律。之前一位老师看到我用这样纯野蛮的力气演奏时,喜欢将称我为“一头在瓷器店里的公牛”。斯塔克却从不主张如此,他最大限度地不去登台演出,只寻求在演奏时达到在动作、发力、力度和音乐传达之间的纯粹平衡。



因此我面临着这样的发展前景:摒除我多年错误地形成的、已经变成“我的方式”的演奏习惯,直到我打下基于放松、流动性和纯粹的法则的坚实的技术基础。对于一个之前已经在努力创造音乐的人来说,这就好比让一个已经成功学会只用手爬行、走路、跑步和跳跃的运动员,在他技术已经成熟到一定地步时,却被告知这些动作本应该用脚完成,并且这样动作就会更敏捷。


一旦我翻转到“正确的一端”,就开启了关于动作与思维方式的新世界。其导致的问题便是,学生总是会被自己的“无知无能”所击垮。简而言之,他从一个快乐的无知者变成了一个痛苦的清醒者——确切认识到他之前有多么无知。这就是我的情况。那时我甚至不能成功演奏我之前啃下来的曲子了。


斯塔克



然而斯塔克作为一名教师,他真正的艺术成就在于,在一个人要学习一门全新的语言时,他会树立上述那种意识,并纠正以往无意识下所导致的麻木感(比如我的)。他教学的方法一直以来都是他在各方面理念的整合,例如在身体、机械、技术、认知、交流以及音乐性等方面。


他有着一套令人难以置信的分析万物的方法论,我曾经见识过的。结合他几十年教各种能力学生的经验、已经能够做到形成标准文献般的精通、再加上他在大提琴上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以及他善于分析的头脑,他便拥有丰富的知识,这使得他能够传授给任何学生其所需要的知识,让学生得以去形成这种转换的意识,在乐器上取得开拓性的、实实在在的进步。


斯塔克唯一的要求就是学生能够进行仔细的钻研(老师要求的和自主的),并且乐意为变得更好而作出改变。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每节课上我都能触到自己的进步。不过我有见到一些很优秀的音乐家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或是过于焦虑而无力改变,抑或是诉诸于强烈的愤慨甚至是憎恶,仿佛斯塔克是毫无理由而故意、恶意地攻击他们一样。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他只是在寻求提高的途径罢了。让学生收获大师的认可从不是他想要的,开拓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能力才是他全心全意关注的事情。


斯塔克总是先要让学生们理解,为什么一种方法可以起作用而另一种就不行,他还乐于给学生们逐渐灌输、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这样他们离开他的影响范围后,也可以自己学习,自己进步。


在我跟着他的两年以及之后的二十五年里,我已经见过他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教授同样基础的知识。在单人课、大师班、演讲、录音和谈话中,他从未停止对弦乐演奏者、钢琴家、指挥,事实上是所有音乐家的鼓励,正如他不断去质疑创作音乐的各方面因素,争取使其完美,就像他要求自己的那样。


他不倾向于表扬甚至承认进步,因为这会浪费其他应强调事物的时间。有一次课上我询问他有关他教给我的一些演奏方面的事。那时我已经在练习室花了数小时来练习这一点,真的非常想得到他对我进步的认可。当我非常简练地问我是否拉得更好时,他怒目圆睁,使劲拍了拍我说:“我今天说过这个问题吗?如果拉奏没有更好,你就还会听到我讲这个主题。你是到这儿接受我的表扬来了,还是要取得进步?



如果是接受我的表扬来了,那么你可走错地方了。况且进步的真正标准不在于我认为你有没有提高,而在于你自己有没有察觉。任何其他事情都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那一刻,他的回答使我羞愧不已,还有受伤、生气。


25年后,当我为维持生计不得已用到他给予我的每一点知识和技能时,我对他坚持给我施压表示无比的感激。我现在也明白了,他不是故意抑制积极的巩固的,他只是在离开上一个问题后渴望指出更多问题来,并且不能忍受我没有这样的事实。



斯塔克



对于那些不熟悉印第安纳大学环境的人,先解释一些情况或许会有帮助。我在印第安纳大学正式学习的时候,有六位大提琴家你可以跟着学习。其中两位是斯塔克的教学助手,已经凭他们自身的实力成为了大家。还有三位是斯塔克以前的学生,他们已经培育出自己国际化的演出和教学事业,被授予了印第安纳大学的教职,从而也经营着各自的工作室。


最后一位是著名大提琴家、教育家弗里茨·麦格(Fritz Magg),他的一代代弟子们包括我的第一位老师、导师卢卡·迪切科。此外,每年夏天印第安纳大学都会赞助一名世界级的大提琴家来做客座教授,去教授一些课程和大师班。



斯塔克总是鼓励他的学生们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收集知识”。在他的建议下,我利用了夏天那些机会去学习,并且在他不在的时候,依旧勤快地去上他两个助手和之前一位学生的课。很少有音乐学校或音乐学院能提供这么密集、广泛全面的学习环境。甚至更少有的能提供这样的条件:一名实践型教师不会只允许他的学生们去寻求学习途径,而是迫使他们去这样做。


斯塔克


在随后的25年里,我一直在找各种机会回到斯塔克身边,为他演奏,征求他的意见,观察他教学,或者仅仅是与他交谈。尽管他拒绝称这些拜访为“课”而总是称其为“学院咨询”,我也从未没有在这些拜访中汲取到新的不可逾越的无价的知识量。我把我的学生们送到他那里学习,然后我们谈论这些学生,如此一来我便能对我在教学方面的努力有一个新的评估。



我带我的家人去见他,我的孩子们叫他“斯塔克爷爷”,好像他就住在“大街的另一头”。在我拜访他的房子时,那时他其他之前的学生也来拜访,许多他们的孩子也叫他“爷爷”,所以我知道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我也尝试去关注他演出和教学的日程表,这样如果他来离我近的地方,我就可以去找他。如果他来到我的城市,就会来拜访我的家人,并且和我们共进晚餐,或者如果时间不允许,他和我就只是在机场一起喝一杯。



斯塔克



在这些场合里,我可以问起任何我以前的同事们的消息,然后他会骄傲地挺起身子,向我列举他们在干什么,有多少孩子,甚至是他多久有一次他们的消息。他好像知道我们的任何事情,似乎总是当我们需要时,他就会在那里,给予我们回应。25年前我结婚的那一天,我和妻子收到了他的祝贺电报。


2001年,我的妹妹在一场车祸意外中不幸身亡,在葬礼那天我接到了他的电话,在电话里他简单地告诉我:“你会足够强大以关照好每一件事的。”在过渡时期,每次我给他写信,总会收到一个回复,即使是在多个星期之后。当我偶尔记不起一些学生的名字时,我都不禁感叹,相比于斯塔克我为学生做的太少。


我也观摩过斯塔克教授给新一代的年轻大提琴家们上课,带着不加掩饰的倾慕之情。我想知道他们到底清不清楚教授正讲出的话的重要性,还有他们是否意识到是怎样的决心和目的促使他在84岁,当他身边的人都进入轻松的退休生活时,还在全世界奔走教学,奉献自我。当看到其中一个幸运的学生下课后接近他——就像我曾做过的那样,然后也像我一样说“谢谢”,我感到痛苦。



斯塔克



25年后,一声“谢谢”包含了太多,以至于现在我不能鼓起勇气私下里向他表达。我以我的方式尝试过表达我的谢意——向他分享我的成功和失败,还有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些事。他通常不做评论地接受这些。


他不会知道而我若有勇气很想告诉他的是,我尝试向我的学生们灌输他曾给我们灌输的那些价值观、理念和职业道德;我试着去帮助我的学生们,让他们有目的性地质疑一切(就连我自己也一直这样),保持无论花多大代价也要说出真相的勇气;我还尝试让学生们全心全力接近所有他们想接近的事物,不论他们是什么水平,都要像把生命赌在上面一样拉琴,因为他的确就是这样教我的。


读这篇文章的你们,可能会觉得我和斯塔克有着不同寻常的个人关系,对于我来说确实如此。然而对于斯塔克并不是,我只是他上百个学生中的普通一员,而他也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



斯塔克



归根到底,我怎么看他、他怎么看我,以及人们有多爱他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向他学习的过程中,发生的那些知识、态度、伦理、强度以及使命感的传递。


斯塔克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方式成为我的一部分,并且我相信不只我一个人对此深有感受。那些有幸分享了教授一部分的我的同僚们,毫无疑问也会同意我的观点。人生短暂而人性如此脆弱,有人可能会思考,如果没有斯塔克,一切又将如何。然而对于我来说幸运的是,只要我活着,就永远不用考虑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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